王夫之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。他曾在岳麓书院学习一年，岳麓书院未曾把他忘记，在清末为之立专祠纪念。王夫之毕生的学术事业，主要是在石船山中完成的。他秉持着经世致用的精神思考与立论，为湖湘文化也为中华文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石船山中船山居
如船之山，天下非止一处。却只有这一处，曾住着王船山（1619—1692年）。
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中有一山，因山头巨石阴沉黄褐，状如石船，故而当地人称为石船山。此山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隐居秘境，故而王夫之又被称为“船山先生”。王夫之故居就在山中，清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，王夫之次子王敔建湘西草堂，王夫之在这里住了18年，直到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）去世。这座不起眼的小山，见证了王夫之隐居的时光、思想的慧光、经世的荣光，见证了一位立于天地间的大儒的养成。
300多年过去，王夫之的思想仍不时被提及，仍具有影响力，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原因。
一是学术。王夫之抗清失败后，返回老家衡阳，隐姓埋名，隐居在已孤独了千万年的石船山中。自负道统的王夫之，以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”的气概开展学术研究，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，今统称《船山全书》。
学界公认，王夫之是17世纪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美学家，一生著述甚丰，学识渊博，淹贯经史，博通六艺，举凡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政法等学术领域，均有精深造诣，天文、历数、医理、兵法乃至卜筮、星象，亦旁涉兼通，且留心当时传入的“西学”，是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，其理论思维水平足与当时西方顶级思想家比肩。他的研究包罗万象，甚至对社会经济、商业功能、货币流通等都有着独到的见解，提出了“通天下以相灌输，上下自无交困”。
二是爱国。王夫之身体力行地热爱故国，其爱国思想影响后世，在近代激励湖湘学人为改变民族命运而奋斗。
王夫之的爱国情结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朱熹留在岳麓书院讲堂墙壁上的四个大字：忠、孝、廉、节。他曾在岳麓书院学习一年，在此幽静古朴的庭院中感悟先贤嘉言，希望安顿身心以储能报国。《论语》说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”，古人将就近思考自己所能接近之事的学术方法称为“近思之学”，朱熹所著的《近思录》曾影响了王夫之这个满怀儒家道德主义理想的年轻人，而他自己所著的《思问录》思考的又何尝不是“近思之学”。
王夫之的学术研究与爱国思想，是传道济民的书院文化的精彩实践，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精神，与以城头山遗址“稻作文明”为代表的农耕文化、以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为代表的忧乐文化、以魏源“睁眼看世界”为代表的开放文化，以及近现代革命文化，相得益彰，交相辉映，成就了湖南“悠久的历史文化、厚重的革命文化、活跃的现代文化”的丰富资源和深厚基础。王夫之身处这一脉络中，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。
入读岳麓重力行
王夫之生于书香门第。他的父亲王朝聘，转益多师，“以真知实践为学”，在天文、地理、经史、财赋和兵戎等方面学有所长，然而在科场上却屡屡失意。王朝聘曾入国子监学习，毕业后又等了五年，才等来一正八品的虚职。没有后台和根基、又不愿以贿赂行事的王朝聘，决定退居老家养育三个儿子。
王夫之少年有才，得家乡首富陶万梧看重，将女儿嫁给他。妻子陶氏欣赏丈夫的好学进取，激励他拜访名师、精进学问。这才有了王夫之考进岳麓书院、成为山长吴道行得意弟子的后话。
岳麓书院以一种开放的教学理念传道育才，而非只是培育眼中仅有科考二字的苦行僧。吴道行传承朱熹张栻的理学，再三强调他欲培养的既不是好利之徒，也不是庸碌之辈，而是经世济民之才。
吴道行与东林党领袖高攀龙之子、湖广按察司佥事、提督学政高世泰交好，但他并非东林党人。他是一名纯粹的教育工作者，只做打破门户陋习的学术探讨，推动朱张理学的发展，潜心践行“成人之教”的书院育人理念。这对王夫之后来的人生理想有着强烈的影响。
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，王夫之入读岳麓书院，与同窗好友邝鹏升结成“行社”，这个名称正体现王夫之和他的同辈对力行的看重。三年后，高世泰岁试衡州，王夫之被拔为一等，第二年赴武昌乡试，中湖广乡试第五名。
此时的他，为国家内忧外患而忧虑，但明朝还是覆灭了。据说王夫之曾写了一首百韵的《悲愤诗》，而他极为敬重的老师吴道行，以绝食的方式殉明。王夫之身上有着强烈的道德英雄主义，但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。他曾在衡山起兵，以失败告终，他说“固将死生以之，岂徒遁世无闷，而终隐之为得哉”，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他曾加入南明朝廷，但理想与现实严重背离，即便他的才华得到了南明重臣瞿式耜等人赏识，但也只是短暂做过行人司行人这样负责传旨的官员，最后仓皇离开。
王夫之始终怀有一颗爱国之心、一片忠诚之情，化名瑶人，在石船山中潜心学问。这也是经世的一种方式。
博学精思传著作
在石船山中，王夫之焚膏继晷，日夜著述，经历长时间的历史淘洗与辗转，传至后世的著作约有73种，401卷，主要有《周易外传》《周易内传》《尚书引义》《诗广传》《续春秋左氏传博议》《春秋世论》《读四书大全说》《张子正蒙注》《老子衍》《庄子通》《相宗络索》《黄书》《读通鉴论》《宋论》《永历实录》等，散佚著作约有20种。
王夫之主张经世致用，坚持实事求是。作为岳麓书院的学生、“道以朱张为宗”的吴道行的弟子，他既充分肯定程朱理学正统的学术地位，又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质疑，甚至是否定。他大胆批评前人的理论缺陷，推动了学术的发展，契合了韩愈所言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”的传道精神，亦契合了岳麓书院一直传承的实事求是精神。抱残守缺、固步自封，只会与现实越来越远，唯有实事求是，方能推陈出新。秉持着这种精神，近代岳麓书院培养了一批经邦济世的人才，成就了岳麓书院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。
王夫之重视“以史为鉴”，他的《读通鉴论》是古代史评的经典之作。此书是他对《资治通鉴》所载史实的点评，他如此解释“资治”二字，“非知治知乱而已也，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”；如此解释“鉴”字，“于其得也，而必推其所以得；于其失也，而必推其所以失。其得也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；其失也，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”，读史而有心得，要运用于治理实践之中，凸显出其经世致用的思想。《读通鉴论》对于古与今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，他反对复古，提出“以古之制，治古之天下，而未可概之今日者，君子不以立事，以今之宜，治今之天下，而非可必之后日者，君子不以垂法”。或许，王夫之未曾想到，他的这些论述，成为近代中国志士要求变革的重要思想资源。
在《读通鉴论》中，王夫之还论述了自己的廉洁观。他说：“论官常者曰：清也、慎也、勤也，而清其本也”，清廉是为官者最重要的一项品质。他主张严以治吏、宽以待民，认为“劝惩之道，唯在廉耻而已”，使为官者知耻而守廉。这既是他对历代史事的研读心得，也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晚明岁月的沉痛反思，一字一句看似平常，实则饱含血与泪。
湖湘学脉开新篇
今天，当我们说王夫之是湖湘文化的一座高峰时，或许未曾留意到王夫之生前默默无闻。他的著作首次系统刊刻，是在清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名为《船山遗书》。晚清重臣曾国藩、曾国荃、郭嵩焘、刘蓉等极为推崇王夫之及其著作，曾国藩更是在清同治元年（1862）于金陵重刻《船山遗书》。20世纪90年代，岳麓书社搜集、修订王夫之的存世著作，编辑出版了《船山全书》16册，于今日得以广为流传。
随着湖湘学人的崛起，王夫之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。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曾入岳麓书院读书的江苏道监察御史赵启霖，向朝廷奏请允准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“从祀文庙”。在奏折中，他说“王夫之于六经皆有纂注，其推勘义理，往往独造精夐（精深玄远），发前贤所未发”，更为可贵的是王夫之等三位学者“立身行己，皆于艰苦卓绝之中，具忠贞笃诚之操，毅然以扶世翼教、守先待后为己任。其于圣贤之道，非但多所阐明，皆能躬行实践，深入堂奥，为后来儒者所不能及。其论著之关于政治者，多具运量千载、开物成务之识，于今日变通损益之宜，往往悬合事理”。该建议最终获得批准，由礼部行文，王夫之“从祀文庙”。
从祀文庙，这是古代对一位学者的最高嘉奖。岳麓书院在文庙中专门辟出一间船山祠祭祀曾经的学生王夫之。岳麓书院中的专祠并不多，就连朱熹、张栻二位理学大师亦合祀于崇道祠。濂溪祠专祀周敦颐，是因其为理学鼻祖，开启湘学一脉；慎斋祠供祀的是任书院山长27年之久的罗典，祠内悬有历代山长名录，可谓是山长专祠；而王夫之只在书院学习一年，完全以其深邃的学术思想与深沉的爱国情怀，获得后世崇敬。
在国家蒙辱、人民蒙难、文明蒙尘的近代，对王夫之最好的纪念，并不是从祀文庙的礼遇，而是结合时代需求对王夫之的思想进行新的诠释，从而赋予船山哲学活泼的生机。一批湖湘学人从船山哲学中汲取营养，探索救国图强之路。
近现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谭嗣同、毛泽东等，皆深受船山哲学之熏陶。谭嗣同说：“五百年来学者，真通天人之故者，船山一人而已。”谭嗣同就义前有言：“万物昭苏天地曙，要凭南岳一声雷”，“南岳一声雷”指的就是王夫之。1921年，毛泽东在长沙船山学社社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，培养革命干部，创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“努力研究致用之学术，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”。
从石船山到岳麓山，从船山学社到湖南自修大学，变了人间，不变的是经世致用的精神。
（向敬之 作者单位：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）